贺延光：好照片，“功夫在诗外” (1)
2024-06-28 16: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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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列表编者按：贺延光，中共党员，高级记者。现为中国青年报图片总监。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副会长。他先后7次在国内最高新闻奖评比中获奖，是国内新闻界惟一一位既获摄影一等奖又获文字特别奖的平面媒体记者。“不为历史留下空白”，是贺延光从事摄影工作以来所奉行的理念。近日，中国青年报摄影记者贺延光做客中国记协网，让我们走近贺延光，走近这双善于发现生活的眼睛……
第十一届长江韬奋奖获得者《中国青年报》图片总监贺延光接受中国记协网专访 冯振宇摄
第十一届长江韬奋奖获得者《中国青年报》图片总监贺延光 冯振宇摄
贺延光作品《面对生命》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传媒人物专访，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嘉宾是第十一届长江韬奋奖获得者《中国青年报》图片总监贺延光，贺老师您好。
贺延光：你好!
主持人：我查阅了很多关于您的报道，在新闻界许多人称您是“一面旗帜”，称您的不少照片已成为我们经历过的生活中“标志性的影像记录”，那么您又是怎么评价自己的呢?
贺延光：旗帜谁能担当得起，我就是一个干了30年的新闻摄影记者。这30年我想我的长处，就是比较努力，另外在工作中也很愿意思考一些问题，仅此而已吧。
主持人：我觉得您这两个方面，就值得很多年轻的记者学习，尤其是思考，有很多年轻的记者，遇到突发事件或者遇到偶得的新闻事件时，不懂得如何去思考，如何去拍摄?
贺延光：摄影记者不应该是一个照相机器，摄影记者也是人。出现在第一现场的摄影记者也很可能变成新闻事件的当事人，但是和一般的当事人又有区别，这时作为一名摄影记者应该选择一个更客观，更公正的立场来表述这个新闻。怎么来表述这个新闻，我觉得记者的储备知识非常重要。有些年轻的同事可能不大注意这个问题，实际上作为一名新闻记者，你天天和别人打交道，你天天和这个社会打交道，你对人的认识，对社会的认识，如果仅凭当时的判断恐怕未必能一步到位，所以知识的储备是需要积累的，这个学习的过程可能是要伴随着一个记者的一生。说一个新闻记者成熟不成熟，我觉得这是一个实践的积累问题，所以不要忽视每一次采访，不要忽视对生活的认识和感悟，这是非常重要的。有的记者可能只看到了表面现象，而新闻事件的背后很容易忽视，所以在表述新闻时，如果你不干预新闻线索的话，做到真实，这个事情并不难。但我们说光真实还不行，表述是不是准确，看问题讲问题能不能说到点子上，叙述方式能不能生动，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
主持人：看您的资料，您是中国新闻界摄影记者获得中国新闻奖报纸消息的第一人，但是您也经常说，“我首先是一个新闻记者，然后才是一个摄影记者”，您自己是怎样看待这两个方面的区别呢?
贺延光：记者是靠文字来表述新闻事件，而摄影记者是靠照片来表述新闻事件，但是表述的过程，仅仅靠图像是不够的，还要有你对这个新闻事件的描述解释、解读，我们有些摄影记者特别注意图像的表达，而比较忽视文字的表述。我自己也是经历了这个过程的，在八十年代我刚到《中国青年报》时，我也只想着照片拍得好不好，有意思没意思，而忽视图片说明。图片说明不像消息、特写那样需要长篇的描述。通常新闻图片一百个字、二百个字就能讲清楚，但是字用得越少，就要求你的水准越高。我开始也不是太注意，有一次我参加我们报社内部讨论会，我们的老记者郭梅尼提醒我，她说：“延光你要两条腿走路，当摄影记者一定要两条腿走路，注意提高自己文字的写作。”她说这个话过了多少年，但是我一直记在心里，从那以后我就开始有意识地去用文字来锻炼我自己。再说另外一个问题，有些事件拍照片可能并不能完整地表达，有些事件形象并不强烈，比如会议这一类的东西，形式上出新可能比较难，因为摄影不是无所不能，它要选择适合的表达方式。所以这个时候同样一个新闻，影像并不很强烈，用文字描述可能会更好些，摄影记者必须有这样的功底。
至于说我得奖的这个消息，我当时是在九江决口处，事件来得很突然，当时情况也比较紧急，我在部队救人的冲锋舟上，一边拍照片，一边协助部队救人，与此同时，我还要把这个消息发回报社。因为九江决口将牵连到40万人的安危，情况重大。我在冲锋舟上，当时的条件根本不能手写稿件，于是我只好用手机给报社打电话，我跟接电话的同事描述了一下现场的情况，我说我可能每半个小时会打一次电话报告情况，但是我只能口述，希望报社不管谁接电话都要记录，就这样当时发了八条消息，都很简短，八条一共700多字。这种报道形式是由很少的几句话的短消息构成的，这样就让这个事件很急速很现场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能给大家留下了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再加上我想可能也有一些其他原因，因为当时突发性事件必须经过层层的审批才能报，我们报纸考虑到当时情况紧急、重大就在未通过审批的情况下把这个事件报道出来了，为此是挨了批评的。但我们报道了一个应该引起全国人民关注的有价值的新闻，事情过去后，回过头再看，就觉得我们当时做的并没有做错。半年之后，评中国新闻奖的时候，评委们肯定了我们的工作，报道也获奖了。获奖也许有它的偶然性，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新闻记者，重要的不是你被评上什么奖，重要是新闻记者你报道的重要新闻能不能及时跟读者见面，这才是关键。
第十一届长江韬奋奖获得者《中国青年报》图片总监贺延光 冯振宇摄
主持人：您刚才也提到了1998年抗洪的时候，您的文章开始是被批评的，是不允许被报道。再到2008年抗震救灾时，海量化、及时化的信息，短短十年，您觉得我们在灾难面前的报道有什么变化呢?
贺延光：应该说进步是显而易见的。唐山大地震过去40年了，但在中国人心口一直是一个抹不去的伤痕，灾难太重，死亡人数太多。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媒体的报道是不充分的。到1998年抗洪救灾时，去一线之前，我跟当时报社的总编辑徐祝庆有一个时间很短的谈话，当时我对着他说：“老徐我的想法是第一要把灾难报道充分，第二才是救灾。”我说“为什么?如果不把灾情告诉公众的话，救灾是没有意义的，显不出来救灾的意义。”当时徐祝庆很支持我的想法，所以报道还是比较顺利的。到2008年汶川地震时，信息的传递就更快了。我开始是通过非正式的消息得知的，只是我接到一个电话，说汶川地震了，我就问严重吗，到什么程度。对方跟我说，反正中央电视台到四川的记者已经中断联系了。我想这个事情非同小可。我赶紧给报社领导打电话，报社领导、现在的总编辑陈小川，他说他已经接到好几个记者的电话了，大家都要求到灾区，明天一早大家来讨论这个事，为什么不当天晚上就走，因为当天晚上成都的飞机，机场关闭了。
第二天我们到了报社之后，报道班子马上就组建起来了，大家在讨论谁和谁一组，前方谁指挥，后方谁协调，另外一方面联系民航，成都的机场能不能开放，同时我们还做了一些其他准备，就是和空军联系。后来从报道情况看，报纸、电视、网络、电台所有媒体几乎是想尽办法到灾区去，我知道有一家南方的报纸，地震当天他们10多个摄影记者，3辆汽车从广州就往灾区开了，可以说是马不停蹄。这种现象是一个非常可喜的现象，虽然事情本身来讲是一个天灾，但是从媒体的反映来讲是前所未有的一种职业状态。大家想尽办法到那去，甚至电视都是24小时的现场直播，这在中国的传媒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现在我们从结果上看，面对这么大的灾难，全国的老百姓在媒体的报道下很快地被动员起来，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经媒体把事实真相告诉读者，读者知道了真相他就知道该如何办。所以汶川地震这么大的灾难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得到全国人民的救援，应该说媒体的功劳是功不可没的。当然这是我们社会的一个进步，在这两个大地震面前媒体的表现是截然不一样的，现在你想一想能记住哪几张唐山大地震的照片。我是搞专业摄影的，但给我印象深的也只有王文澜拍的一张营救被困妇女的照片。而且王文澜他当时是部队救灾的军人，所以才有条件拍摄。此外我很少能记得直接面对灾难，面对死亡的图像了。当然在地震博物馆我曾经看了一些大场面，这些都是从飞机上拍下去的，就是大场面，具体的灾情很少。
可是汶川地震就不一样了，网络的图片都是滚动的，成千上万的，所以汶川地震比起唐山大地震，仅仅从我们的新闻报道上讲，是往前走了一大步。第一、很短时间把群众调动起来;第二、从国际社会来讲，我们的媒体，甚至我们的政府都是得了分的，新闻媒体透明、及时、迅速地把真相告诉中国以及全世界。我们应该看到这样的一个对比，这样一个变化。主持人：那么我们面对突发新闻尤其是灾难性新闻的时候，我们拍摄的过程中，一般用理性来选择一些场景来侧面反映这种灾难，还是直接面对现场用很有视觉冲击力的图片来反映事件本身?贺延光：我对冲击力的理解，更喜欢用感染力来表述，用这三个字可能更准确一点。因为有的新闻照片是一个突发性事件，也许是一个爆炸，或者是一场灾难;也有的照片，就是我们平常生活的日常新闻照片，但也很让人瞩目，它未必是画面本身也多大的冲击力。当然灾难摄影，对新闻记者是一个更加艰巨的考验，在现场，考验的不仅仅是你的技术问题，同时也考验着你怎么把握这个新闻。第一、灾难新闻，你的照片就不能表现快乐，尤其在灾难现场;第二、表现灾难如何适度非常重要，还拿唐山大地震来举例，我听说，有人专门去拍死者的面容，听到这个消息后，我比较气愤，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是显示这种灾难本身，还是显示作者的勇敢，我非常不理解。在这么大一个灾难面前，如果要拍遇难者，那是轻而易举的，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可以说是横尸遍野。我们过去可能认为把真实的场面直接拍下来告诉大家就是真实性了。这就又回到我刚才谈了的准确的问题了，你拍人们的悲伤是不是也是一种灾难，你即使拍遇难者的遗体，你的距离、镜头、焦距都要考虑仔细，怎么拍摄既能表现这是一场重大的灾难，又能关照到遇难者的尊严、亲属的感受、读者的接受能力，这三条是必须要考虑的，要不然摄影就太简单了，谁都可以干了。所以我的照片里边也不是没有遗体，因为毕竟是这么大的灾难，但是怎么拍是要考虑的。基本的伦理道德这个问题，不光是我们在研究，西方的媒体也是一样研究，他们拍伊拉克战争，拍阿富汗战争，也拍了很多面对死亡和伤痛的照片，但是很多外国记者做得也很到位，很多事一些象征性的东西，把战争灾难的气氛渲染出来告诉你就可以了，并不见得要直接去拍一个遇难者面容去，我们是要学习借鉴的。
我在网上还看到，有人批评汶川地震时有的摄影记者架着一个三脚架把自己的照相机架起来，摄影记者不断地指挥站在废墟上的一对老人为他做这样那样的姿势，我觉得这都已超越了社会伦理的底线。摄影记者不能让灾民去为你的图片服务，你的图片要为新闻服务，你怎能如此摆布、
